《伤逝》再解读

《伤逝》再解读【内容提要】：《伤逝》所讲述的是两个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长久以来，人们通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这也不无道理，可以作为一种解读方式。但在我看来，《伤逝》也存在着多层底蕴，如果只注重爱情故事本身及其意义这一层面，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本文分别从鲁迅文章的气氛、鲁迅内在本质渊源、绝望中的希望、涓生的形象分析等多角度对《伤逝》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关键词】：《伤逝》  气氛  渊源  绝望中的希望  悲剧性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最先展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而且在中国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鲁迅一生著述极多，我们现在通用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就收入三百九十九万字，［1］但总的说来鲁迅先生用力最多也最得意的是他的小说，虽然在他所从事的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中，数量最多的是他的杂文。因为就小说与杂文而言，就鲁迅先生本人来说，他的杂文被动的成分多些，鲁迅先生本人也多次说道他的杂文是一种无奈之举，而小说对鲁迅先生来说，几乎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每篇小说，他都作的那样认真、那样入神，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挂念的依然是他未完的小说创作，也仍在为他的小说体式的是否完美、主题的能否为人们所理解而不安。
毫无疑问，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2］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在我们眼中也就失去了他本来的面目。长久以来，不管是鲁迅本人，还是他的作品，都使我们觉得是那样的距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琢磨，我们不禁会问自己，真实的鲁迅是什么样的，不是指他的面貌，而是指他的心灵世界。最近，有人提出气氛一词来称道鲁迅先生的作品、人格，也许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鲁迅先生的别开生面的大门。
1956年，时在香港办报的曹聚仁到北京拜会周作人，一见面就谈起鲁迅先生的小说。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欣然表示同意，他说，我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3］。从而首次在对鲁迅先生的评论中引入了气氛一词，同时，周作人的评价，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鲁迅先生小说的很好的视角。所谓“气氛”，周作人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气味”；在《〈杂拌儿之二〉序》里，他这样写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膳气，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4］因此，我理解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先生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而谈到鲁迅的精神气质就不能不注意到鲁迅和他的故乡浙东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骨、魏晋风度的精神联系。这就提示我们：要从鲁迅小说与魏晋文人、魏晋文学与玄学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鲁迅气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的揭示出深藏在鲁迅先生冷峻外表下的真实心灵世界。
而能够折射出鲁迅先生真实内心世界的，我认为最为可靠的资料是他的小说。与魏晋文人相比，不同的是，魏晋文人是把文章作为一种标志的，显现了一种风度，是极力的在文章中注入所谓的风味；而鲁迅是本身有这种气度，是一种由内向外的折射。而在鲁迅先生所有作品中，最能反映鲁迅先生内心世界也最为独特的作品，我认为是《伤逝》。说它独特，不仅指他的气氛，也指他的内容。《伤逝》是鲁迅先生所写的唯一的一篇情感类的小说文字，因此颇具有一种神秘的氛围。虽然它是小说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记，并无自我辩驳的特点，但仍有知识分子的自忏自省性，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说《伤逝》是最接近鲁迅先生内心世界的一部作品；另外，《伤逝》也充满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人们通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这也不无道理，可以作为一种解读方式。但在我看来，《伤逝》也存在着多层底蕴，如果只注重爱情故事本身及其意义这一层面，至少是不全面的。或许我们还应该做更深层次的开掘。
阅读《伤逝》，心不能急，你要有耐性，一点一滴的去读。不象其他情感类小说，节奏很紧凑，《伤逝》的节奏是迟缓的。在情感类小说中，也有舒缓的一类，然而气息是明快的。但《伤逝》却没有。作为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的婚恋为题材的小说，《伤逝》给人的感觉是独特的。阅读《伤逝》的文字也许最初你能够细心慢慢的去读，去品味；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相信你的心情便会焦躁起来，变成两个字，三个字，甚或一行一行的略去，只寻着它叙事的部分。然而如果这样，《伤逝》中精华的部分也便被你略去了。
虽然《伤逝》是以青年的婚恋为题材，但其意并不在情上，也并没有人把它归于抒情小说之列。从某种程度上说，《伤逝》作为一类情感小说，是不成功的。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中国旧社会严肃的揭露者和批判者，这也符合他一贯的性格与风格。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鲁迅先生看作一个严厉的说教者，那也便大错了。他毕竟是生活在如我们一样的平凡人中间的，他也有如我们一样的情、性。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探寻鲁迅先生略微温柔的一面，《伤逝》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鲁迅先生写情的作品不多，除去《伤逝》，就只有《朝花夕拾》了。《朝花夕拾》写的是乡情，师情，童趣。表面看来，充满情趣、温馨，娓娓道来，以一种道家常的方式开创了近代散文中“闲话风”的一路。情的味道不可谓不浓，他深入其中，向我们讲述有关他的故事。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的这种讲述方法是经过再包装了的，通过他的有意识的抒情，我们反而难以看到鲁迅先生真正的情之所在。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取的是一种超然姿态，以一种玩味的情感来远距离的观赏，他与他笔下的世界有了一种隔膜。正是这种隔膜，令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抒情的凸现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抒情的缺失。
虽然《伤逝》的侧重点不在情上，甚至在有意识的掩饰，但它题材的特殊性反而可以让我们透过一点细微处，渐渐深入，发现鲁迅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
鲁迅先生是写悲剧的妙手。他若写喜剧，我们不知道他将会达到怎样的成就，但他写悲剧的才华我们已经领略了。可以这样说，凡是出现在他作品里的人物，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害人者与被害者。两者的力量对比是如此的悬殊，两者的界限是如此的分明，决不允许有第三种人存在。他以他一贯的风格躲在幕后，或现身台前观望着害人者一步步的将被害者推向绝路。
他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每写一篇，内心便受一次痛苦的煎熬。不知道他的手是否会抖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心一定会紧缩，为他笔下的人物，为这古旧的民族。说他是冷峻的，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害人者无情的揭示与批判，一方面也是对于被害者一种深深的冷笑。他冷笑浓浓的眉毛之下是一双深邃的眼睛，有一丝绝望在其中深藏。
对于害人者与被害者，他都看不到希望。在他笔下，被害者没有丝毫可以选择的余地，没有作与不作，只有悲凉的运命在等着他。没有选择，这就是他的冷峻。然而在《伤逝》中，我们发现了例外，原因在于涓生。
如果依照前述的分类，我不禁要问，在《伤逝》中涓生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子君是被害者，虽然她也有自己的缺憾，但她被害者的地位是无疑的。但是涓生，从这场婚恋的角度看，他当然是被害者，但从他与子君的关系看，他又是害人者。正是这种身份的双重性与不确定性，使我们在《伤逝》中发现了在鲁迅作品中隐藏极深的绝望中的希望。
虽然有论者指出，如在《故乡》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的描述，同样也体现了鲁迅作品中绝望中的希望，是反抗绝望的表现。但这其中人为、虚幻的成分太重，即使鲁迅先生指着说：那是希望，我们也不会信。但《伤逝》中绝望中的希望却是无意的、自然的流露。透过涓生，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希望所在。
《伤逝》通篇是一种心理的记录，没有行动只有情感把它称作情感小说也是适当的这心理的主人公便是涓生。通过涓生的回忆，我们了解了故事的一切。通读全篇，我们一再读到涓生的愧疚，自责。与其他鲁迅小说不同的是，这种愧疚、自责，也可以看作是害人者的愧疚、自责。在文中涓生一再地述说，如果我不将真实说给子君，如果我有勇气负着虚伪的重担……子君便不会死。这就提供了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虽然子君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丝可改变性。即，子君曾经有过可以生的希望，这就与孔乙己、祥林嫂有了根本的不同。虽然细小，但那沉沉的害人者所组成的黑幕终于被撕裂了一个小口，里面透出一丝光亮。
对涓生来言，所必须面对的自我审判是双重的：说出真话，使自己获得了真实，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曾经给予自己以巨大的爱的她，让她独自承担面对真实所必须付给的代价，这自然应该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而同时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负着虚伪的重担也即独自承担虚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勇气？而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却是自己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须承受惩罚：为摆脱空虚选择了真实，却换来了更大的空虚。
这就是说，无论说与不说，选择真实还是说谎，同样逃避不了虚空，并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子君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而涓生的处境却具有荒诞的意味。虚空或绝望不仅是一种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选择因而都是虚空与绝望的。这种虚空与绝望是内在于人的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或犯罪感，［5］也就是说，困惑是存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伤逝》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10月。这时于鲁迅来说，并不是平常的时期。如果说他写作《彷徨》的1924年-1926年，是他苦闷、彷徨、失落的时期的话，那么，写作《伤逝》的时候，也正是这种情绪达到顶点的时候。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先是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又大病了一场。8月，他又被教育部解聘，整个夏季，他都抽烟、喝酒很多。可以说，此时的鲁迅，也正在思索他自己未来的道路。何去何从，从他周围的环境，他看不到他的去路，他彷徨。以他的习惯，他只能埋头著作，以稍解苦闷。关注自身的命运占了先，因此他写知识分子的情感。而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鲁迅先生才来余暇以严肃认真地审视自身，来寻找自己可以摆脱困境的方法。很显然，在作品中，他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对社会已经绝望，但他对自己身列其中的知识没有绝望，也不敢绝望。因此他注入了一丝希望。这也就是《伤逝》这类作品之所以写于此时的内在原因。之前之后，他都再没有写过此类的作品，这一丝的光亮迅即地被他冷峻的面容所遮掩。
毫无疑问，鲁迅先生在之后的文学史中，某种程度上被平面化，脸谱化了，我人们所看到的鲁迅先生，至少说，是不完全的，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先生。出于某种需要，这种平面化在一定时期是必须的，但从纯文学的角度，却未必是一种幸事。然而，细读鲁迅先生平面化最力的始作俑者，恰恰是鲁迅先生自己。

参考书目
    ［1］李文兵：《新版〈鲁迅全集〉有什么特点？》，收《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2］朱栋霖、徐德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 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曹聚仁：《与周启明先生》
 ［4］周作人：《〈杂拌儿之二〉序》，《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5］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页。